人口300萬以下城市放開落戶

北京商報訊(記者 陶鳳 王晨婷)12月25日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》(以下簡稱《意見》)提出，為激發社會性流動活力，將以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牽引區域流動，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。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，城區常住人口100萬-300萬的Ⅱ型大城市共有59個，包括太原、長沙、蘇州、寧波等。

《意見》提出，為破除妨礙勞動力、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，要以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牽引區域流動，暢通有序流動渠道，激發社會性流動活力。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，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-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。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，精簡積分項目，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。

同時，《意見》也要求在教育、醫療等方面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。常住人口享有與戶籍人口同等的教育、就業創業、社會保險、醫療衛生、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。

其實，這并非國家第一次提及改變部分城市的落戶限制。今年4月，國家發改委發布的《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》中就有過類似表述。

“國家發改委的政策更多還是體現為國家部委的政策思路，而此次由兩辦發文，可以看出層次更高，對于積極推進戶籍政策改革等有較為積極的作用，這一點也符合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發展需要。”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告訴北京商報記者。

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，即2017中國城市統計年鑒，城區常住人口100萬-300萬的Ⅱ型大城市共有59個，人口數排名前十的包括太原、長沙、蘇州、石家莊、南昌、汕頭、南寧、福州、無錫及合肥。但由于人口統計數據存在一定的滯后性，部分已經跨越300萬門檻，完成Ⅱ型大城市到Ⅰ型大城市轉變的城市具體落戶政策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。

北京商報記者瀏覽部分Ⅱ型大城市的落戶政策發現，大多數城市在聲稱“全面取消”的同時，還是附帶了一些要求。以太原為例，去年6月，太原市公布最新“放寬人才戶口遷入的政策”，落戶首次與就業脫鉤，但對學歷提出要求。要求專科以下學歷只要年齡不超過40周歲(含)，本科學歷只要年齡不超過45周歲(含)可直接落戶，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落戶則不受年齡限制。對符合條件的人才均實行“先落戶后就業”，且配偶、子女、父母均可隨遷。

落戶限制全面取消尚需具體標準的出臺。但無論如何，“全面取消”將對人才爭奪大戰再添一把火。12月25日，溫州市就發布了《溫州市人才住房租售并舉實施辦法》，提出符合條件的優秀本科生買房打7折，租房3折，并將在全市配建人才住房。

“類似政策對于很多地級市的影響會很大，進而放松落戶能夠直接刺激購房需求，而且既然提到了全面取消，那么后續約束會減少，勞動力、人口或人才進城落戶變得更為簡單。”嚴躍進告訴北京商報記者，對于房地產行業來說，雖然此次政策出發點是為了促進人口流動，但客觀上也會釋放新的購房需求，對于2020年房地產市場的活躍等有積極作用。

付一夫：戶籍之墻土崩瓦解，然后呢？

文/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，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 付一夫

國人的跨地區自由遷徙，從未像今天這般容易。

日前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發布《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》，提出“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，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。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，精簡積分項目，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”等措施。

這是2019年里，時隔8個月后涉及戶籍改革的又一新政。相比于4月份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的《2019年新型城市化建設重點任務》，此次《意見》無疑是“升級版”，標志著戶籍的再度放寬。

曾幾何時，戶籍宛如一堵無形的高墻，橫亙在城鄉、地區與人群之間，難以逾越。不過近些年，國家戶籍改革的步伐明顯提速，2012年至今的7年時間中，僅國家層面的戶籍改革政策就超過了7份。

眼下，這堵超過60歲的高墻已然到了土崩瓦解之時，“零門檻”落戶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，而各個城市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，張開雙臂歡迎著幾乎所有人的到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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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著政策的“東風”，哪些城市將會站上風口呢？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，有必要先來介紹一下國家對于城市人口規模的層級劃分標準。

通常情況下，至少有三個統計口徑可以用來判斷一座城市的人口規模，即全域人口、市轄區人口和城區人口，不過只有“城區人口”才是衡量城市人口規模最為恰當的指標，原因如下：

一來，在市管縣的體制下，全域人口多的城市未必就一定是大城市，如山東臨沂與河北保定，人口規模都在千萬以上，但兩個城市都是三線城市，只因大多數人口都居住于其轄下的縣市；

二來，很多城市的市轄區內仍有大量的農村地區，其中居住著大量的農業人口，而一些剛剛撤縣(市)改區的地方，農村和農業人口占比同樣較高，因而用市轄區人口來衡量城市人口規模不夠精準。

而剛剛發布的戶籍新政，強調的正是“城區常住人口”。

在城市層級劃分上，根據2014年11月國務院發布的《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》，城區常住人口 100萬~500萬的城市為大城市，其中300萬~500萬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，100萬~300萬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；城區常住人口500萬~1000萬的城市為特大城市；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；城區常住人口在100萬以下的則屬于中小城市。

參考住建部公布的《城市建設統計年鑒》可知，我國城區常住人口超過300萬的城市共有27個，其中超大城市4個，特大城市10個，I型大城市13個(參見圖1)。

按照戶籍新政要求，上述城市的戶籍制度將會分別采取“全面放寬”、“完善積分落戶、精簡積分項目、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”的態度來加以完善，而除了這27個城市之外，其他所有城市都將“全面取消落戶限制”——這當中，不乏烏魯木齊、貴陽、石家莊、福州等省會城市，以及無錫、佛山等“萬億俱樂部”與準“萬億俱樂部”成員。

“零門檻”落戶的城市已是遍地開花，想想就讓人振奮。

不過，在振奮之余，戶籍制度改革一再提速背后的深層次原因，或許更值得我們去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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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，早在2017年6月，戶籍之墻的逐漸土崩瓦解就已顯露端倪。

彼時，武漢提出“落戶敞開門、就業領進門、創業送一程、服務送上門”的口號，就此打響了全國范圍內“搶人大戰”第一槍；隨后，南京、天津、成都、重慶等各大城市紛紛推出各種零門檻落戶、購房打折補貼、出臺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等搶人政策，就連北京、上海等一線城市都不甘寂寞地加入進來。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參與其中，城市之間的“搶人大戰”漸漸進入白熱化狀態，與之相應的，是落戶門檻的一再降低，而這本身就相當于一種戶籍改革。

某種意義上，此次戶籍新政的發布，可以理解為是“搶人大戰”的深入演進與全面鋪開，幾乎所有城市都在敞開大門迎接人們的到來。而“人”，正在變得無與倫比的重要。

為何會如此？答案其實很簡單，是“人”變得稀缺了；而更深層次的原因，在于我國人口紅利的衰減。

按照經濟發展的邏輯，一個國家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，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、撫養負擔輕、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“黃金時期”，這便是人口經濟學家口中的“人口紅利”。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而言，“中國奇跡”能夠享譽全球，人口紅利的作用可謂居功至偉。

長期以來，我國經濟增長的要素驅動模式特征顯著，其中以投資居首。按照經濟學“邊際報酬遞減”的有關理論，在勞動力供給規模不變的前提下，持續擴大投資，一定程度之后，資本的邊際報酬就會呈現出遞減趨勢——即投入等量的資本，從中獲得的回報卻越來越少。事實上，我國經濟增長之所以能夠保持長期的強勁勢頭，關鍵原因之一便是人口紅利的存在延緩了資本回報率的降低速度。

根據歷年《中國統計年鑒》中的數據，2013年以前，我國適齡勞動人口(16~64歲)的數量始終呈現逐年遞增態勢，從1982年的6.25億人增至2013年的10.06億人，每年新增勞動力數量超過1200萬，由此形成了“勞動力無限供給”的格局。這不僅幫助資本維持了長期的高回報率，還讓更多的勞動力從老人小孩的贍養等非生產性活動中脫離出來，將多的時間和精力配置于生產性活動中，間接成就了我國“世界工廠”和“世界經濟增長引擎”的角色。據世界銀行估計，人口紅利因素能夠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33%，其重要意義由此可見一斑。

然而到了2014年，我國適齡勞動人口(16~64歲)規模首次出現下降，較2013年減少了113萬人，此后更是逐年遞減(參見圖2)。倘若縮小年齡范圍，我國16~59周歲的人口規模早在2012年便出現了減少，由前一年的92543萬人減至92198萬人，減少了345萬，后續幾年同樣逐年遞減——2013年減少244萬，2014年減少371萬，2015年減少487萬，2016年減少349萬，2017年減少548萬，2018年減少470萬。數據變化的背后，反映的是我國人口紅利的衰減。

與此同時，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呈現出日漸嚴重的老齡化態勢。2018年，全國65歲以上的老人數量達到歷史新高的1.67億，占總人口比重達11.9%，明顯高于聯合國界定的7%標準，且這一趨勢仍在持續。不僅如此，由于種種原因，近些年新生人口持續縮減，即便國家二胎政策已經全面放開，但老百姓生育的意愿仍在不可避免地走低(參見圖3)。

當老年人占比逐漸提高與國人生育意愿走低同時出現時，人口年齡的結構性變動便在短期內難以逆轉。可以預見的是，未來適齡勞動力規模將會進一步縮減，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傳統優勢日益減弱，將不可避免地制約到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。

因而，適齡勞動力便成了支撐未來經濟發展的珍貴資源，對全國來說如此，對城市來說亦如此。尤其是那些知識型與創新型人才，更是城市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和動力。為了能夠順利地補充新鮮血液，城市逐步取消戶籍限制將是大勢所趨和必由之路——畢竟，對于曾經的外來人口來說，沒有戶口始終都會缺乏歸屬感，而城市也會因此而難以長久地留住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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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僅如此，國民經濟的客觀發展形勢同樣在倒逼著戶籍制度改革的提速，這主要體現在市場化和城市化兩個方面。

先說前者。

眾所周知，受種種因素影響，當前宏觀經濟下行壓力正日漸增大。為了能夠進一步激發經濟活力，國家越來越重視市場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關鍵角色。標志性事件便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《決議》，特別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“基礎性作用”修改為“決定性作用”，即更加突出市場在資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的重要地位。此后，決策層更是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市場的重要性，并通過種種方式來支持民營經濟發展、優化營商環境，以確保經濟發展活力的生生不息。

在區域層面，自然也需要加強市場化改革的力度，而市場化改革的阻礙因素恰恰體現在戶籍制度上。

一方面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，各種資源與要素應當根據供求變動與利潤趨向實現優化配置，而人口的自由流動正是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。然而，戶籍制度依舊阻礙著人口的正常遷移，大量處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難以轉出，地區之間還因此而常常存在勞動力的錯配，有些地區勞動力不足，有些地區勞動力過剩。

另一方面，公民身份地位的平等與發展機會均等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，可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與此相悖——需知，戶籍差別的本質，是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差異。盡管在新時期，我國正在努力進行教育、醫療衛生、住房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，有些依附在戶口上的福利與特權正在廢除或淡化，但是因戶口導致的身份、權利、機會不平等等現象依然存在。

因此，戶籍制度改革便成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，而勞動力能夠跨區域自由流動，對于克服市場分割、促進公平正義來說都具有深遠意義。

再說后者。

按照國際經驗，城市化水平是經濟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標志，是隨著工業化發展，非農產業不斷向城鎮集聚，從而農村人口不斷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、農村地域向城鎮地域轉化、城鎮數量增加和規模不斷擴大、城鎮生產生活方式和城鎮文明不斷向農村傳播擴散的歷史過程。不斷推進城市化，對于產業升級、民生改善、科技進步乃至區域協同發展來說都有著積極影響。

然而，戶籍制度的存在，卻在一定程度上掣肘著我國城市化進程，長期的城鄉經濟二元化就是典型表現。雖然改革開放至今，廣大農民已經擁有了自主擇業的權力，但農民進城后卻往往因戶籍問題而無法實現身份的轉變，于是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速度被嚴重制約，進而限制了城鄉一體化的實現與農民生活狀況的根本性改善。

試想，若是沒有戶籍的限制，那么一個農民進城后，其身份便可真正實現轉變，此時哪怕他在城市里做一個外賣配送員，收入都會大大提高，更不用說與之相關的各種福利，這便是戶籍制度改革與城市化的意義所在。

當前，我國城市化率逼近60%，比起改革開放初期已有長足進步，但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的上升空間(參見圖4)。而戶籍制度的進一步放寬，無疑將會為我國城市化的深入推進注入新的動力，廣闊前景令人無比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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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沒有結束。

必須指出的是，縱使戶籍改革有萬般利好，但絕不是一勞永逸，只因它并非城市吸引人口流入的唯一籌碼。

當前，我國城市中主要存在著兩種類型的福利：一是戶籍福利，包括就業保障、子女教育、醫療、住房、社保等一系列帶有一定競爭性的公共品，這些福利的獲取是基于戶籍本身，即需要居民通過獲得本地戶口才能夠享有；二是非戶籍福利，包括城市基礎設施、非正式的就業機會、秩序、信息、環境和文化氛圍等一系列非競爭性的公共品，這些福利只需要勞動者來到這座城市即可享有，不同城市居民之間非戶籍福利的區別，取決于城市之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。

人口的遷移必然是趨利避害的，即便是自由遷移，人們勢必也會傾向于選擇到能給自己帶來最大福利增量的城市，具體包括戶籍福利與非戶籍福利在內的總福利。

然而在現實中，我們常常看到的劇情卻是，盡管大城市的戶籍門檻很高，戶籍福利對外來人口來說遙不可及，但人們仍然趨之若鶩；盡管小城早已全面放開外來人口落戶，但卻常常無人問津。寧愿遷移到大城市作非戶籍居民，也不愿意遷移到小城市作戶籍居民，反映出的是人口遷移的無序性，同樣不利于失衡局面的扭轉與協調發展的推進。

由此可見，若想真正實現人口在不同區域間的合理配置，除了戶籍之外，我們還應大力推動中小城市的發展，盡可能降低其與大城市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，縮小不同城市之間居民的非戶籍福利差異——這雖然非一朝一夕所能企及，但道阻且長，行則將至。

戶籍墻倒，只是開始卻非最終，我們需要做的，還遠遠不止于此。

CF40：落戶條件或全面取消或放寬，城市如何留人？

文/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四十人論壇

12月25日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發布《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》(下稱《意見》)，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，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。

實際上，這不是一條最新的新聞。早在今年4月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《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》通知(以下簡稱“通知”)中，就已經提出“Ⅱ型大城市”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。這里的“Ⅱ型大城市”，就是常住人口在100到300萬之間的城市。這次從中央和國務院層面再次強調放開這些城市的落戶限制，實則是對上述政策的升級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督促地方加大落實力度。

但是，這些城市吸引力有限，一般也沒有特別嚴格的落戶限制，或者即便有限制，也沒有太多人愿意去落戶。

對于一個城市而言，放開、放寬落戶條件后，能否接得住才是關鍵。這背后考察的是一個城市的綜合競爭力，與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高低密切相關。戶籍制度放寬后，“新市民”能否平等地享受教育、就業創業、社會保險、醫療衛生、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才是關鍵。

哪些城市放開、哪些城市放寬？

目前，中國按照城區常住人口規模，將城市劃分為五類：

超過1000萬——超大城市

500到1000萬——特大城市

100到500萬——大城市

其中，100到300萬的“大城市”為“Ⅱ型大城市”，300萬-500萬的為“Ⅰ型大城市”

50到100萬——中等城市

50萬以下——小城市

結合《意見》中提出的落戶要求，分別來看——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；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；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，精簡積分項目，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。

具體對應著哪些城市？根據住建部公布的《2017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》，全國有78座城市的城區人口規模達到或突破百萬大關。

超大城市3座：上海、北京、深圳；

特大城市7座：廣州、重慶、天津、成都、南京、武漢、杭州；

Ⅰ型大城市11座：西安、沈陽、長沙、哈爾濱、蘇州、昆明、鄭州、濟南、青島、大連、長春；

Ⅱ型大城市57座：太原、石家莊、南昌、汕頭、南寧、福州、無錫、合肥、烏魯木齊、東莞、貴陽、洛陽、徐州、廈門、唐山、寧波、邯鄲、蘭州、臨沂、淄博、常州、溫州、煙臺、保定、濟寧、包頭、呼和浩特、佛山、鞍山、淮安、撫順、濰坊、吉林、柳州、南陽、西寧、贛州、鹽城、大同、瀘州、南通、衡陽、大慶、株洲、銀川、襄陽、惠州、齊齊哈爾、海口、揚州、淮南、蕪湖、遵義、自貢、泉州、紹興、南充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上述政策更像是針對三四線城市城市量身定做的。北京、上海這種超大城市，通過積分方式落戶，吸引的是高端人才，限制的則是低端外來人口。而像深圳、廣州，由于其經濟活力高，城市容納力強，人口處于不斷流入狀態。而對于重慶、天津、成都、南京、武漢、杭州、西安、沈陽、長沙、哈爾濱、蘇州、昆明、鄭州、濟南、青島、大連、長春等熱點二線大城市，在近兩年也開始逐漸放寬落戶限制。

除了上述城市以外，剩下的城市，必須全面取消落戶限制。根據統計局數據顯示，截至2018年末，我國城市個數達到672個，其中，地級以上城市297個，縣級市375個。

“搶人”大戰早已打響，

二線城市落戶限制明顯放松

雖然此次從中央層面明確了一些城市或取消或放寬落戶限制，但是，實際上，在一些中小城市落戶，并非難事，甚至許多農村戶籍人口不愿意在城市落戶。

以2010年的重慶為例，當年重慶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，要求各高校的農業戶籍學生轉為城鎮戶籍。后來演變成“強制轉戶”的現象，引起媒體廣泛關注。

如果把目光放在近些年，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、人口老齡化加速的背景下，部分二三線城市面臨人口外流局面。從2017年開始，一些城市打響了“搶人”大戰。從西安到武漢，從廈門到天津，這場“搶人大戰”在2018年5月天津啟動“海河英才”行動計劃一夜吸引30多萬人后，達到高潮。

從易居研究院的調研報告中可以看出，西安成為“搶人大戰”中的冠軍，其2017年和2018年戶籍人口增速分別達到了9.8%和9%，成為一座人口破千萬的大城市。其次是廈門和武漢。此外，包括杭州、南京、成都、合肥、鄭州、長沙在內的一些熱點二線城市，近兩年戶籍人口增速也很快，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人才新政的實施和落戶門檻的降低。

但“搶人大戰”遠未結束。今年，西安、南京、杭州、寧波、青島等城市又再次降低人才落戶門檻。僅12月，就有武漢、沈陽、鄭州三個城市出臺政策，降低落戶門檻。

以省為單位來看，在2018年的常住人口增長榜上，人口第一大省廣東仍牢牢占據首位，去年末廣東常住人口增長數和凈流入分別為177萬、84.24萬；浙江緊隨其后，雖然人口增長絕對數不及廣東省的一半，但人口增速相當，廣東增速為1.59%，浙江為1.41%；第三位則是安徽，增加68.8萬人。

在這些經濟發展相對較好的城市面前，這些“Ⅱ型大城市”放寬落戶限制究竟會吸引多少人落戶，其效果很難測定。

但專家分析認為，這釋放了一個信號，放寬戶籍制度，讓人才更好地流動，促進人才的合理布局。尤其是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，通過減少勞動力流動的阻礙，促進地區經濟發展，還有利于緩解當前的結構性就業矛盾。

落戶放寬，有利于房地產市場？

落戶政策放寬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提升。上述政策的出臺，一定程度上，也是實現2020年要有1億人在城鎮落戶的目標。落戶之后，“新市民”面臨的首要需求就是“住”。因此，此次意見出臺后，有人就提出疑問，是不是房地產市場又要火爆起來？

放開落戶政策限制，似乎為已經降溫的房地產市場撕開了一個上漲的口子。尤其是一些地方放松戶籍限制的同時，也將房地產作為吸引人才落戶的一個因子。

以西安為例，2017年3月西安發布“史上最寬松”落戶政策，并在此后兩年內七次升級調整人才引進落戶政策。爆發式的人口流入帶來了大量的購房需求，西安的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曾連續39個月環比、連續41個月同比保持上漲態勢。

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認為，此次政策的出發點是促進人口流動，但客觀上也會釋放新的購房需求，有利于降低三四線城市的庫存壓力，對2020年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度有積極作用。

易居研究院中國百城庫存報告顯示，截至2019年11月底，三類城市(一線、二線、三四線)、共計100個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庫存總量分別為2799萬平方米、24157萬平方米和20403萬平方米，環比增速分別為3.7%、3.1%和0.3%，同比增速分別為3.2%、6.0%和5.7%。

從三類城市數據可以看出，三類城市都已步入庫存同比正增長的通道之中。其中一線城市同比正增長持續了18個月，二線城市持續了7個月，三四線城市則持續了13個月。這也說明三類城市都面臨了新的庫存壓力。

嚴躍進稱，“客觀上說，當前房地產市場也面臨著購房需求不足等困惑，新庫存壓力開始增加。對于當前一些三四線城市來說，尤其是人口規模在300萬以下的城市，積極去庫存很關鍵。”

但也有不同意見指出，一些三四線城市發展動力弱，若非中心城市帶動，對年輕人口尤其是一些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并不強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仍會持續面臨人口不斷流出的窘境。尤其對一些轉型的資源型城市和典型的資源枯竭城市而言，這些城市即便沒有落戶限制，吸引人和留住人的能力也較弱，更別提消化房地產庫存市場了。

政策發布后，12月26日的房地產板塊多股漲停。光大地產分析師何緬南認為，短期來看，放寬落戶限制、引進人才政策有助于提振市場情緒。疊加“因城施策”合理引導需求，預計調控時間較長的二線城市2020年銷售面積同比增長10%，將明顯跑贏全國房地產市場。從中長期來看，二線城市是我國新型城鎮化都市圈/城市群發展的重要方向，未來在人口、資本、土地、產業等多方面要素的支持下，城市基本面前景向好，購房需求具備較強支撐。

未來十幾年，二線城市人口規模從幾百萬走向千萬級別，將是大概率事件。 隨著二三四線城市落戶政策放寬，未來人口流動將更加自由，城鎮化水平也有望在2020年達到60%左右。

在提升城鎮化率的同時，對于各地地方政府而言，應該做好落戶人口的社保、住房等配套措施。此次《意見》也明確要求：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，常住人口享有與戶籍人口同等的教育、就業創業、社會保險、醫療衛生、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。

“搶人”過后，如何“留人”才是一個城市發展更應該考慮的問題。戶口簿只是一張紙，但這張紙背后包含的一切，才是“留人”的關鍵。

(本文作者介紹：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(CF40)是一家非官方、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，定位為“平臺+實體”新型智庫，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。)